但老卓的情况不同，他本人原有价，而举债是为了从事生产，偿债能力是有相当保证的，同时他也无法逃亡，所以老卓为了筹措资金而举债，应该不成问题。

孟尝君得知其事，大发脾气，向他责问，冯囗有两解释。第一“不多酒，即不能毕会”第二“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，息愈多，急即以逃亡”那就不如“焚无用虚债之券，彰君之善声。”由此可见，利贷的压力，重到非设酒，不能骗债务人到场，而讨债讨得急了，债务人会逃走。

程家是向西发展，利用了西康一带的蛮夷，即所谓“椎髻之民”卓家是向南发展，招致了本地的土著，以及云南的苗、倮亻罗，即所谓“运筹策、倾滇蜀之民。”

老卓的事业光有了基础还不够，他能够发展，而且是加速发展，其间的关键，在于他始终未受苛政的压迫和战的威胁。赢政自称“始皇帝”以后，二十七年巡陇西。第二年走得更远，东行潼关，经河南到山东，登泰山，南下到徐州，渡淮到湖南，然后由武关关中。二十九年仍是从河南到山东，这一次遇到一件大煞风景的事，在河南武的博狼沙地方，遇到张良遣人行刺，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误中副车，秦始皇为此展开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动，游兴也大受影响，匆匆由山西上党回秦。

成问题的是人力，开矿冶铸，需要大量的人力。《吴越秋》记将“采玉山之铁”筹剑“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装炭”《盐铁论·复古篇》说：“往者豪大家，得山海之利，采铁石，鼓铸煮盐，一家聚众，或至千余人，大抵尽收放留人民也。”《汉书·禹贡》说到盐铁实施专卖制度以后，则“诸铁官皆置吏卒徒，攻山取钢铁，一岁功十万人以上。”在老卓，从开采、冶铸到贩卖，为产销一贯作业，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庞大，不难想象。而他既不愿轻易透临邛有铁的“独得之秘”复以与他一起放到蜀的“难友”畏惧路艰难，不愿剑阁，则《盐铁论》中所说“大抵尽收放留人民”这句话，便不适用于老卓。

这个人力的困难，非老卓所独，以后到临邛的山东程家，同样地亦到人力缺乏。那末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？

属门客，充军到边区的，自然携有资，此辈养尊优，不工不农，要维持生活，唯有以利贷为业——战国末期，利贷已很通行，最的例，就是孟尝君和冯囗的故事。益尝君为了养三千客，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东滕县放债收息，因为是利贷，欠债的人多付不起息。孟尝君接受了他的一客舍”的人的建议，请经常“弹铗而歌”的冯囗去收债。他大酒，把债务人都请了来，有还不起的，把借据一火而焚之，永远不要他还了。

以后在三十二年、三十七年还有两次巡行，足迹远至浙江绍兴。最后一次巡，中途得病，死在河北。遗命传位长扶苏，而丞相李斯知政局不稳，秘不发表，七月里的天气，尸都已发臭。就在这样星夜赶回咸的途中，太监赵发动了一场“夺权”的大谋，拥立秦始

老卓的“筹策”是什么？史书上并无记载，但据中外古今自艰难困苦中创业成功的例去分析，不难想象得之。首先，老卓决不会以“老板”自居，必定自己刻苦而驭下有思，才能受人，诚信相孚。其次，他必须亲自下手，在技术上作优越的领导。复次，他应该有组织方面的才能，才可以统驭那许多来自各地，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工人。最后，他要用绝大的智慧、勇气和耐，来制定并执行他的“法律”